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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梁名将杨师厚他的一生有什么功绩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5:07:47 阅读: 来源:画笔厂家

后梁名将杨师厚,他的一生有什么功绩?

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杨师厚的故事,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,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杨师厚,颖州斤沟(今安徽太和)人。他原本属于晋王李克用麾下,那时并无任何声名。后来因为得罪李克用而投靠梁王朱温,并逐渐成为朱温行军打仗的得力将领。杨师厚渐有声名,即始于朱温之手。刚到后梁,朱温即用为宣武军押衙、曹州刺史。

此后,杨师厚随朱温东征西讨,屡建奇功。杨师厚大败李茂贞,故朱温得以从李氏手里抢回唐昭宗。青州王师范叛,杨师厚率兵东讨,大败王师范于临朐。杨师厚统军讨阳赵匡凝,赵氏以汉水为天险,毫无惧意,然杨师厚造浮桥以渡汉水,致使赵匡凝败散而遁去。梁将王景仁败于柏乡后,晋人乘胜围邢州,杨师厚出兵相助,邢州之围遂得解除。邢州之围解除后不久,杨师厚兵驻魏州,这是一个五代时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。杨师厚屯兵魏州,即意味着他在后梁的主帅之位已被确定,也标志着其军事力量已发展为后梁诸将之首。

有人说杨师厚因慑于朱温权势而越轨之心多有收敛,其实并不是这样。朱温在柏乡之战败给李存品之后不久,就被他自己的私生子朱友珪杀死。也正是这时候,杨师厚的地位和势力オ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而在这之前,杨师厚还仅仅处在发展的过程中,所以对朱温构不成任何威胁,而朱温当然也不必担心和惧怕杨师厚了。担心和惧怕杨师厚的倒是后梁的另外两位皇帝,即郢王朱友珪和末帝朱友贞。

朱友珪是朱温与毫州营妓(已失其姓)所生。朱温把他从毫州接回开封后,就封他为郢王。乾化二年(公元912年),朱友珪杀朱温纂位,得到了杨师厚的有力支持。朱友珪弑父,招致众人非议和不满,起先是魏州衙内都指使潘晏和大将延范、赵训准备起兵反对,但还没等到起兵,他们就被杨师厚的伏兵抓获,并被处死;后来又有一指挥使叫做赵宾的想起兵为乱,杨师厚也以衙兵围捕,抓获一百余人,一并斩于魏州府门。朱友珪心里很感激,就给杨师厚加了官。当时,杨师厚功高威重,又掌握着河期重兵,无论地位还是势力,都有超过朱友珪的迹象,因此,朱友珪又常常感到担心,想暗中算计他。

一次,郢王以议事为名召杨师厚进殿,部下田温等人都劝杨师厚不要赴殿,以免不测,但杨师厚艺高胆大,仍然决定前去应见。他安慰他的部下们:“吾二十年不负朱家,今若不行,则见疑而生事,然吾知上(指朱友珪)为人,虽往,无如我何也”于是带着两万劲兵进京。快到京城,杨师厚把劲兵部署在城外,只让十多个随从跟着自己入殿。杨师厚的这番气势,不仅使朱友珪收敛起他的杀心,而且还差一点被吓坏了。末了,朱友珪只好赐予杨师厚重礼让他回去。不过,朱友珪的恐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,因为此后不久,朱友贞便把他赶下了皇帝的宝座。

朱友贞是朱温的第四子。朱友珪位之后,命朱友贞为东京(今河南开封)留守,行使开封府尹的职权。朱友珪算位,群情多不服。赵岩与朱友贞在开封商议对策,赵岩说:“此事易如反掌,成败在招讨杨令公(即杨师厚)之手,但得一言渝禁军,其事立办。”于是,朱友贞派亲信马慎交去魏州拜见杨师厚,并说:事成之日,将赐五十万缁以犒劳禁军,还答应让杨师厚继续兼任节度使之职。

马慎交一方面把这番话转告了杨师厚,另一方面又动之以理:“郢王杀君害父,算居大位,官中荒淫,库所不至。洛下(指朱友珪)人情已去,东京(指朱友贞)物望所归,公若因而成之,则有辅立之功,讨贼之效。”杨师厚犹豫片刻之后,便决定助朱友贞一臂之力。正由于杨师厚与请将的精心策划,郢王朱友珪在突如其来的千人禁军的冲杀之下伏首以诛。于是,朱友贞登上了皇位,这便是后梁的最后一位皇帝一一末帝。

朱友贞即位,以杨师厚为首功,所以被封为邺王,加检校太师、中书令。但在重臣拥立下登上皇位的朱友贞不免心里嘀咕:杨师厚既然能够拥立我,难道就不会拥立他人吗?出于这种心理,末帝处处小心,比如无论大小事情定先去征求杨师厚的意见。此外,末帝还时时想讨得他的欢心,凡是涉及杨师厚的诏书,都不称其名,而以官名代之。在这样的大臣面前做皇帝,也的确有些窝囊。末帝越是小心谨慎,杨师厚越是骄狂。晚年的杨师厚尤其如此,或专断财赋,或置备牙军,或采巨石以纪德政。

在骄狂的杨师厚面前,末帝既恨他又怕他,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好在末帝即位后不出三年,杨师厚就一病不起。听到杨师厚病亡的消息,末帝一方面出于朝廷礼仪而废朝三日,另一方面,又在宫中设宴欢庆。而后者应该说是反映了末帝当时的真实心理。这说明杨师厚的病亡,了却了他的一块心病。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理解和感受到末帝的这一心理,这是一种“伴臣如伴虎”式的心理。杨师厚不死情形又会怎样?谁也说不清楚。

说说我个人的看法。大体说来,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由君权与臣权两方面构成的。君权通常要远远大于或高于臣权,国家政体的运作大多遵循这一原则而进行,因此,君权大于臣权是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模式。人臣之所以感到“伴君如伴虎”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为人臣所应具有的权力已被削弱、乃至于丧失殆尽和君权的过度扩张乃至于至高无上。反过来,倘若人臣之权大于君权,那么它将对君权形成威胁,国家政体的运作势必不能顺利进行。杨师厚功高威重,其权力已有紧通甚至倾夺郢王、末帝之势。无论郢王还是末帝,都在担心这一趋势,都感到恐惧。

在我看来,作为君王,他们都希望按照古老的法则来维持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,但由于他们手中的君权几乎丧失,所以在臣权强硬的杨师厚面前,他们便東手无策。郢王赐厚礼、末帝设宴欢庆,都是帝王的无能的表现。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按照君权大于臣权的原则来进行分割的。这一分割模式之所以常常受到冲击和破坏,是因为那时还缺乏一个能够制约二者的机制。当然,在古代中国并没有产生这一制约机制的可能性,因为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是近代政治运作以来的产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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